【摘要】

　　社区(村)是基层治理的“末稍神经”。在社会转型各类纠纷日益增多并彰显新的变化的今天，律师积极参与社区(村)纠纷调解，通过参与调解的方式协助社区(村)化解矛盾纠纷,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构建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。针对当前社区(村)纠纷的主体多元化、内容复杂化、情绪易激化、调解难度大的特点，律师参与社区(村)纠纷调解过程中应做到“十要”，即：一是既要矛盾化解，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二是既要依法调解，也要注意“德”与“法”的结合;三是既要平衡利益，也要适度引导向弱者倾斜;四是既要和畅调解，也要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;五是既要发挥法律优势，也要不断提高调解的能力。

　　关键词：律师　　社区调解　　思考

　　社区(村)是基层治理的“末稍神经”。在社会转型各类纠纷日益增多并彰显新的变化的今天，律师积极参与社区(村)纠纷调解，通过参与调解的方式协助社区(村)化解矛盾纠纷,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构建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。

　　针对当前社区(村)纠纷的主体多元化、内容复杂化、情绪易激化、调解难度大的特点，律师参与社区(村)纠纷调解过程中应做到“十要”，即：

　　一、既要矛盾化解，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　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，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成员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也肩负着重要使命，发挥着指引、引领社会价值的特殊作用。

　　如跳广场舞。广场舞是一种健身舞蹈，目前正在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和村镇风靡，深受民众喜欢。但广场舞健身活动存在场地不足、噪音扰民、管理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，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健身群众抢占活动场地的冲突。因此，律师在参与社区调解时，要唱响“文明健身、和谐生活”主旋律。提醒居(村)民：强身健体，也要尊重他人权利。因为“文明健身、和谐生活”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，也是法治精神的体现，尊重他人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“友善”的重要体现。

　　矛盾化解是“个案”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“目标”。在调解时一定要从个案入手，让每个个案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光芒。积硅步致千里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调解中发挥引领作用。

　　二、既要依法调解，也要注意“德”与“法”的结合

　　依法调解是基本原则。但法律的局限性和民事行为以及道德调整的广泛性，决定了在调解矛盾纠纷时，要重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。民事行为的特点是: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，人们都可以为之，都是合法的行为。法律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，只是调整人们最基本的行为规范，绝大部分的民事行为都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款来规范。道德，不仅调整人们的行为，而且调整人们的思想意识，几乎无所不包。因此，在调解矛盾纠纷时，我们既要重视依法调解，更要重视依靠道德规范，依靠社会舆论，依靠人的良知，用道德去规劝、疏导、教育、挽救。

　　道德教化具有弃恶扬善的无形力量。很多情况下，道德伦理教育更容易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调解意见，可以减少其抵触心理，主动履行义务，这种情况在婚姻家庭与遗产纠纷中表现尤为明显，因为感情因素在这类纠纷中起着相对决定的作用。

　　还如邻里纠纷。纠纷当事人都是邻居，甚至大部分还是亲戚。纠纷标的一般是因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引发的纠纷，有些纠纷解决的时限性强，有些纠纷如处理不当，矛盾容易激化，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。邻里纠纷的调解往往不仅要运用到相关法律，而且还涉及许多民风民俗。在农村存在各种风俗习惯，有的习俗虽然在法律上没认可，但在当地却受到普遍尊重。在调解时，律师可引用一些农村风俗习惯，并以拉家常的形式讲述了自己曾遇到的类似情况，与当事人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语言，从而掌握了双方各自的心态。

　　如果单从法言法语上解释、疏导，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，必须到现场勘查，否则无法制订出详细、可行的调解方案。调解时可邀请村干部一同参与调解，尊重当地习俗，并在处理时适时地引用一些农村习俗，本着“与邻为善”的心态,心平气和地处理相邻关系,既又不伤害两家的和气,又妥善解决了两家的纷争，使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,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　　三、既要平衡利益，也要适度引导向弱者倾斜

　　调解是个利益博弈的过程，其成功的基础必然是为各方利益找到最佳平衡点，这个最佳平衡点包含了各方的共同利益，也包含了各方愿意为之让步的核心利益，以此为基础,各方才能相互妥协并最终和解。

　　如抚养关系纠纷。抚养关系纠纷的调解更为困难，也更需慎重：一是子女抚养事关多方，调解时将影响几个家庭的幸福;二是由于涉及人身关系;即使案件到法院判决了，其执行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。所以该类纠纷必须从心理上做通当事人的工作才能得以彻底解决。实践中，在抚养权问题上几乎没有哪一方会主动作出让步，各方利益似乎水火不容，难以调和。但如果仔细分析,在相互矛盾的主张背后,却始终存在一个利益的“最大公约数”那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孩子的利益，给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幸福的成长环境。因此，调解时要紧紧抓住这个“最大公约数”，以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为原则,使各方彼此让步，可促使调解成功。

　　在调解过程中，有些当事人往往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，会掩盖甚“抬高”自己的目标利益，以此作为“讨价还价”的起点,使自己在利益博弈过程有回旋的余地，也有更多可以用来交换的“筹码”。这要求调解时具有高度的洞察力，能够敏锐地捕捉各方的真实意图，依法引导当事人回归理性，降当事人的心理预期，逐渐使“本意”得以显现。在相当多的法律关系中,特别是涉及婚姻、赡养、抚养等家庭纠纷时,虽要讲法理,人情的成分显然也很高,如果不兼顾到其他各方利益,实现自身利益的可能性也非常小,即使判决胜诉了,权益也可能得不到兑现。换言之,一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便是无人从中获益,因此必须找到各方利益的核心,让当事人心甘情愿地为了实现这一“核心利益”而作出让步。一旦发现了这一核心利益,并且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图,那么调解也便顺理成章。

　　四、既要和畅调解，也要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

　　律师在调解时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反复调查研究，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，把握当事人说话中的一句破绽或一个调解机会，打开缺口，抓住有利时机稳妥解决。如果遇到当事人不懂法时应当先宣传有关法律，循循善诱，积极疏导，进行调解。如果遇到当事人冲动发火不冷静时，不能强行调解，应等待时机再行调解。对于蛮不讲理、死不认账、心存侥幸的当事人，律师调解出示真实全面的事实证据，可以起到威慑当事人，促使其低头认错的作用。

　　当然，社区调解并不是万能的。当前，矛盾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、邻里关系等民间常见性矛盾纠纷，向土地承包、征地拆迁、医患纠纷、交通事故、劳动争议等新型矛盾纠纷转换。由于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、功能和地位理解不够。部分当事人认为社区调解是群众性自治组织，调处的法律效力不强。加之，以前信访不信法的影响，当事人认为调解工作是“软手段”、“弱职能”，可有可无。因此，应结合法律顾问进村的实际，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，依法维护权益。

　　依法维权切不可作秀，必须依法进行。要引导当事不要乱上访、乱曝光。同时告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同样有风险，应该把它限制在最小范围内，实现利益最大化。

　　五、既要发挥法律优势，也要不断提高调解的能力

　　俗话说：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律师是法律方面的专家，社区(村)却是“上管天下事，下管鸡毛蒜皮”化解矛盾纠纷的大舞台，有很多社区干部是经验丰富的调解员。

　　在民事调解的工作中，律师只有坚持不断学习先进的调解经验，才能实现调解的目的。例如：拉近距离形成共同认知感的方法，就是向对方表示自己与其在性别、民族、职业、经历、身份、个性、认识等方面具有相同或近似之处，这样可以是对方缩短与律师之间的心理差距，削弱或消除心理障碍，引发对方的认同感，营造一个平等和谐的氛围，把律师当作可以信任的人，愿意接受劝说、引导。还有让当事人换位思考方法，俗话所说的“将心比心”、“设身处地”为别人着想的方法，是通过角色的互换，让自己去感受对方的心理，使之了解、体谅对方，缩短与对方的心理差距，缓解对立情绪，进而使被劝说者改变态度的调解方法。如果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，不顾及对方的感受，在心理上就会形成对立，不利于调解的进行，如果能从对方的角色去观察、考虑问题，就能够增进彼此的沟通，一些对立的矛盾就会得到化解。律师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，应制定不同的调解方案，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调解，促使双方互谅互让，达成协议。

　　【结语】

　　社区调解是门大学问，因其是法律知识与其他知识相互交融的综合反映;社区调解也是大舞台，会迸发出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精神火花。律师积极参与社区调解，法律才会温暖人心，调解才会有效果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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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6]黄有松主编　诉讼调解要务　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.

　　蔡林林，湖北文海律师事务所律师，湖北、广东两省行政法研究会会员。